——东白茶文化浅析

　　□首席记者 吴旭华

　　凡世间草木，与人类生活关系最为紧密、人文气韵最为悠长者，或许当数“茶”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开门七件事，茶是其中之一。宋代词人秦观曾赋《茶》诗，“茶实嘉木英，其香乃天育。芳不愧杜蘅，清堪掩椒菊”，把茶推举到“嘉木之精英”的地位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末，偶然上东白山。时值盛夏，漫山葱郁，一蓬蓬茶树随山势柔曼起伏，排列出一座又一座茶园，远望仿佛翠绿的螺髻。偌大山体在茶园点缀下，宛若浊世中的翩翩少年，披上了传说中的“孔雀裘”。惊艳之情，无以言表。在东白山茶场，啜饮一口用东白山泉煮泡的茶水，齿颊生津，未几遍体生凉。对东白茶的爱慕之情，油然而生……“野泉烟火白云间，坐饮香茶爱此山”，随着与东白山及东白茶接触日频，逐渐知道——由东白山发端的东白茶文化，是东阳茶文化的核心，更是婺州茶文化的主流。

　　自古名山多名茶。趁市茶文化研究会成立之机，且走进东白山，品味“味浓香永”的东白茶文化——

　　流香皓齿有馀味，更觉鹤心通杳冥——禅茶

　　天下名山僧占多。作为浙中第一名山，东白山也难逃僧众与道人的“法眼”。因而，东白茶的最初身份，可以说是“禅茶”。

　　早在汉代，东白山区就已产茶。据《山越史》载：“吴国境内山越所居之地，有会稽、东阳……九郡。会稽以东以南分添郡县，渐次开辟，农业渐兴，本土所产竹木盐茶之利，不可胜数。”据传，晋时道士许逊（公元239至374年），河南汝阳人，学道于吴猛，后举孝廉，感晋室棼乱，弃官东归，周游传道，行到磐安大盘山一带，品尝到此地香茶而流连忘返，随即研制新的茶叶。唐代，这种茶叶与东白山茶一起被称为“婺州东白”。

　　许逊得道后的公元420年，正是东晋末年，东白山的云山雾海间，走来了一代名士褚伯玉（杭州人）。他在东白山（古时曾称西白山）结庐隐居，潜心修道。《剡志》记载了这段经历：“晋太傅褚伯玉在刘裕称宋时隐居东白山不仕，称道士治茶炼丹，齐高帝为之筑太平馆。”褚伯玉在东白山如何“治茶”？专家考证是他引进襄州茶籽，挖穴播种。这一行为看来，颇似今天的移植改良茶种。专家同时考证，东白山野生木禾种茶树，晋代开始繁育。

　　公元777年前后，茶圣陆羽云游浙江，考察各地茶叶，在《茶经》中称“婺州东阳县东白山与荆州同”。陆羽的称举，加上东白山列入“道家七十二洞天”的诱惑，使无数求仙学道之士闻声而来，东白山上，一时茶烟细细，茶香袅袅。

　　唐太和六年(公元832年)，东白山建起了禅林院，香火鼎盛，需茶益多，东白茶得到发展。青青翠竹尽为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这一时期，可谓东白茶“禅茶”的鼎盛期。东白山麓，古道上行人络绎，僧院中访客不绝，“济人茶水行方便，悟道庵门洗俗尘”，正是东白茶在此时的功能写照。无数文人墨客在东白山这一著名道场，畅享东白茶醇厚绵长的滋味。

　　“瑟瑟香尘瑟瑟泉，惊风骤雨起炉烟。一瓯解却心中醉，便觉身轻欲上天”。就在无数人沉浸于这种“诗情但随茶香转”的意境中时，公元875年，黄巢起义的烽烟点燃，名山古刹中不绝如缕的茶烟逐渐消逝。史载，黄巢曾屯兵于东白山的禅林院，“部属多饮茶”。

　　禅林院后来毁于战火，东白禅茶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。但这种禅茶意境并未泯灭，宋代文人吴之文就登东白山赋诗：“天池顶汇丹崖泻，金荈烟冲石宝分。”描写天池水煮沸冲泡绿叶嵌金边的芽茶。明朝许岳英游太白山葛仙翁祠，有“断岩崔巍天骥腾，虚明倒影势欲崩，太阴生寒激山濑，微茫烟水涵青冥”的咏歌，展示用葛仙翁祠丹井泉之水煮饮东白山茶的意境。

　　洛阳相君忠孝家，可怜亦进姚黄花——名茶

　　东白茶成为名茶，固然是陆羽起了“推波助澜”、“广而告之”的作用所致，但向陆羽引荐东白茶者，更是功不可没，他就是唐代的著名诗人、监察御史里行——戴叔伦。

　　公元780年，戴叔伦领监察御史里行一职，治理东阳，“抚百姓，抑豪强，发展农桑，政通讼简”。正在浙江考察茶叶生产的陆羽，闻讯亲莅东阳拜会老友戴叔伦。两人相见，分外欣喜，旋即相偕去东白山，考察了东白山茶。陆羽对东白山茶的自然品质给予肯定，并作了“婺州东阳县东白山，与荆州同”等论述。陆羽离开时，戴叔伦作《敬酬陆山人》诗两首相赠。

　　陆游为何要把东白山的茶叶与荆州茶叶相提并论？中国茶叶博物馆周文棠研究认为：除云南和西双版纳外，鄂西山地(大巴山、武当山、荆山、巫山等山脉组成)也是茶树原产地、中国茶文化发源地之一。这一地区古称“荆州”。荆州茶区属陆羽所称的“山南茶区”。荆州自唐代起盛产名茶，五代时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市。陆羽《茶经》中道：“山南，峡州上；襄州、荆州次。”意为荆州茶属山南茶第二等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公元780年前，荆州茶已是大唐帝国的名茶，并已通过丝绸之路出口域外；而东白茶还只能称为“东白山茶”，鲜为人知，或者说屈居于“婺州东白”背后。陆羽是湖北人，唐代湖北处于荆州境内。陆羽“东白山与荆州同”这一评论，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：一是东白山的产茶环境与荆州类似，二是东白山出产的茶叶与荆州的茶叶品质难分伯仲。陆羽把东白山与故乡荆州对比，足见对东白山的偏爱。陆羽同时在《茶经》中云：“产茶者十三省四十二州，婺州东白者为名茶，大盘山、东白山产者佳，列为贡品。”更是明晰了“婺州东白”正宗产地——东白山的地位。

　　一代茶圣的评赞，把东白山茶这只“菜鸟”，提升到与当时诸名茶同等的地位，东白山茶“明星”地位由此确立。唐贞元十四年（公元788年），东白山区所产茶叶统称“东白茶”。

　　东白茶“一飞冲天”，引起了官府重视。如果说唐初饮茶之风尚局限于山林寺院、皇宫富邸和东南、西南等地，“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”，随着社会的安定，经济、文化的发达，寺院僧侣的传播，中唐时期，饮茶之风迅速向北方漫延，宫廷常置茶宴，帝王以茶赐大臣，进茶成为宫廷礼仪。王公大臣、富户权贵争相以能购到茶叶为实力，“洛阳相君忠孝家，可怜亦进姚黄花”足为此景写照。唐建中年间(公元780-783年)，嗜好喝茶的唐德宗采纳户部侍郎赵赞之建议，建立“榷茶制”，禁止茶叶在民间私下买卖，并开征茶税以补国库之不足，史称“赵赞茶禁”。东阳即设立治茶机构。据《浙江通志》引《东阳山水记》载：“去县东五十里，曰独山，中有深坞，唐宋时有司常治茶于此，设茶院。”

　　宋熙宁七年(公元1074年)设茶马司，行“以茶易马”司事，收购边马，或以茶兑，官设茶场。《大中华地理志》列东阳县乡镇有：“县东永宁镇，宋时已有茶市，曾设巡检。”宋绍圣六年(公元1094年）“榷茶制”改为“引由制”，买茶需要“茶引”作为凭证，官府对茶叶贸易的垄断加强。由此可见，从中唐起茶叶就已成为官府的“管制商品”，和历史上的盐、铁等特殊商品一样，实行严格的管制。到宋代，普通百姓想要喝上茶叶，已非易事。上述史料也说明，官府一直重视东白茶的发展，设立机构，开辟市场，加强管控，征收茶税。但民间对茶叶的需求依然无法遏制，且迅猛增长，直接推动了茶叶生产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宋建炎二年(公元1128年)，毁于兵燹的东白山禅林院得以重建。处士张志行为其撰写碑文，云“土产春芽，名在古人茶谱，与壑源顾渚播扬天下”。“东白春芽”作为历史名茶的地位，得以确立。

　　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君不可一日无茶——贡茶

　　从陆羽对东白山及东白茶定位中可知，到唐代时，东白茶已从道士名士等“小资”的饮品，发展为皇家的贡品。但是，相当长时期内，东白茶仿佛是贡茶“婺州东白”的“幕后英雄”，类似现今的“枪手”，是陆羽令其走出了“山寨”阴影。

　　公元825年，李肇在《国史补》中，将婺州东白与蒙顶石花、睦州鸠坑、顾渚紫笋等15处茶列为唐代名茶，东白茶更是名声大噪。

　　自唐至清，东白茶都不是寻常百姓可以轻易染指之物，而是皇家权贵的“特供”。清康熙二十年(公元1677年)《新修东阳县志》载：“茶皆官收官买，官给本钱于民，而后收其茶，民间不得私市。至于茶场数处，遗迹犹存。其后从园户贸易，而官收租钱。”官府一方面严格控制茶叶交易，另一方面则通过“支付定金、统购统销”的手段扶持茶叶种植与加工。当时茶叶交易都在官府设定的茶场内进行，至今在巍山镇有“茶场”村，就是旧时茶场的遗址。解放军理工大学陶德臣在其论文《清代及民国时期浙江茶叶初级市场与出口茶埠变迁》中写道，清末东阳已有茶叶初级市场，“茶芽，谷雨前采者，人家必买之，取足一岁之用”，此为东阳当地销售茶叶。

　　据明万历二十八年(公元1600年)《东阳县志》记载：“茶产东白山者佳，今充贡，岁进春芽茶四斤。”清代诸帝多喜喝茶，乾隆帝就曾与大臣言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君不可一日无茶。”东白春芽作为贡茶的历史，由此一直延续到清末。

　　市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马国强曾走访东白山麓的茶农，了解贡茶制作情况。据虎鹿镇西垣村老农刘梦山回忆，其祖父曾做过贡茶。方法是采用芽苞初展的嫩茶芽，按新梢尚未开展的标准采下，不带鱼叶，也没有开展的芽叶；摘回来先摊青，待散发清香味时用蒸笼蒸；蒸笼上铺炊巾布，然后将茶芽匀铺上面，加盖蒸茶；待蒸气外冒后出笼，用扇子扇去水蒸气，然后上锅挪做，最后烘干。此茶俗称谷芽，又叫春芽。一个村要做十几斤，做好交官府派来的人，用快马送往京都。

　　贡茶的生产，使东白茶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，并招来了四方客商，茶叶供不应求，东白茶由东白山区延伸到巍山直到大盘山一带。清康熙二十年《新修东阳县志》记载：“茶以东白大盘二山为最，谷雨前采者谓之芽茶，更早者谓之毛尖。最贵皆挪做，谓之挪茶。客反取粗大，但少饮之，谓之汤茶，转贩西商，如法细做，用少许撒茶饼中，谓之撒花，价常数倍。”可见，东白茶在清朝已发展到相当规模，不但在东白山区广泛植茶，并已延伸到与东白山相连的广阔的大盘山区，以精湛的采制技术而成为茶中珍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