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首席记者 吴旭华

　　“小么小儿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……”又到开学季，当心底回荡起这支旋律时，你可曾想过，歌中小儿郎背着的书包是哪一款？

　　“这首歌是上世纪40年代为宣传抗战而作的，这个时期，东阳学子用的多是‘紧包袋’。”昨日，市文化馆退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龚明伟说，“紧包袋”是清末到解放前东阳农家子弟专用书包。一般用土布做成口袋形式，袋口穿一条绳子，孩子上学时把文具和书本放入袋里，一抽袋口的绳子，布袋就收紧，袋中之物不致往外跑。他认为，这体现了崇尚“耕读传家”的东阳人，千方百计为孩子创造求学条件的风气。

　　今年，龚明伟女儿所育的一对龙凤胎到了入园年龄，为了给孙辈选购合适的书包，他跑了多家商场，“目睹现今书包越来越华而不实，有了绘制传统书包变迁的想法。”龚明伟说，现今娃儿学业负担重，“书包占了一部分，一个大书包重量抵得上好几本书。”

　　在龚明伟笔下，东阳人最早的书包，其实是竹编考篮或者书篮，“考篮是清代及民国初期富有人家子弟读书或赶考用的器具，由两三层竹屉组成，宽25厘米左右，长50厘米左右，每层高约15至20厘米。下层盛放砚台、笔洗、笔墨之类，中上层放书本和纸张。竹屉可分可合，脱卸方便。篮柄上雕有花纹，非常漂亮。”龚明伟还考证，这种考篮由东阳首创，是东阳竹编重要产品，还流行于诸暨、嵊州、新昌等一带。1957年，上述各县市派人到东阳竹编生产合作社学习，顺便学走了考篮的编织技法。

　　考篮之后盛行“紧包袋”。但民国时期最流行的书包，还是一种安装有类似木衣架把手的拎包，在反映民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：漂亮的女大学生穿着斜襟短褂和半身裙，拎着这种花洋布做的书包，包内放的已不是四书五经，而是新文化运动改良后的国语与算术课本。

　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出现了类似于老太太进香时所背“香包”的书包，有一根肩带，可以斜挎也可以单肩背。“男生的书包用格子布或青灰色布缝制，女生的则用花布，四周还会缀上花边，肩带宽两三厘米。”龚明伟就保留着自己用过的格子布书包，包内装语文与数学课本。
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军用挎包盛行，代替了书包。包里装的是《毛语席语录》以及刷子、毛笔、钢笔等，方便随时书写“大字报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双肩包流行，款式多元，功能也多元，“包内有多个暗袋，可以分门别类放置东西，包外还有放雨伞或者水杯的袋子，背上肩沉甸甸的，小皇帝小公主的优越性从书包上就可以看出来。”但随着书包扩容美容，包内的书本越来越多，学生的课业负担也有增加之虞，“此时，再漂亮的书包，恐怕也难以打消孩子们对课业的排斥与反感了。”甚至还出现了拉杆箱式的书包，看着孩子们拉着书包踽踽而行于学校与培训班之间，对于孩子们自编的“我去上学校，背上炸药包”一歌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