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三川

    己亥猪年，忽然想到金华两头乌。

    猪是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家畜之一。万年“上山”，是金华历史的标杆。但养猪始于何时？资料说，至迟在新石器时代。至于所养之猪是否两头乌，并无确切的记载。但从出土文物看，早在两晋时期（265—316），金华养猪业就相当普及。及至唐宋以降，家猪存栏骤增，只因大山隔阻，交通不便，又没有保鲜冷冻设施，才成就了火腿之类的美食。

    母猪多产，一窝猪仔少的七八只，多的有十几只。坊间的另一解释是，人类为了祈求子孙满堂，才把自己居住之处叫做“家”，取猪多子之寓意。

    不管怎么说，家离不开猪。农家养猪，清明补栏，农历十二月出栏，大多圈养在楼梯底下，离灶头不远，便于饲喂泔水和残菜剩饭。只有条件稍好的农家，才会想方设法把猪栏修建在离家不远的平房之内。

    “有钱没钱，养只肥猪过年。”慈母勤勉，最多时养过5只两头乌，其中2只是年猪，2只是卖钱的毛猪，最后一只是用来办大事的——建房、砌灶、嫁娶等。喜事一过，猪就不再多养，但也不会少于2只。因为猪的脾性和人颇为相似──人吃独食，口中必然寡淡，纵然满桌美味珍馐也难有好胃口消受；猪也怕落单，要是让几只猪在一个槽中抢食，猪们才吃得欢，吃得香，长肉快。

    不过，两头乌兴许是个例外。它好动，从早到晚东走西拱，总是闲不住。平日所喂，又是米糠、草籽、薯藤、猪草之类的粗料，直到屠宰前几个月才加喂大麦粉、玉米面等精料，催肥长膘，但毛重也就百来斤。

    “慢”是一种生活姿态，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底蕴。两头乌尽管娇生惯养，但金华百姓还是不离不弃──毕竟，它皮薄骨细，肉质鲜嫩，既适合红烧，又宜于腌制，故有“熊猫猪”之誉。

    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一对“两头乌”情侣披红挂彩，当过一回国礼，远嫁法国。只是，异国他乡的水土、环境和文化差异，未必适合它们繁殖生长。因为在吃食一道上，我笃信法国人要比华人文明，总不至于像李鸿章那样把外国人送的名犬烹而食之。要不然，那对两头乌怎会杳无音信、什么“新闻”也没有呢？

    农耕时代，养猪积肥，肥多粮丰，粮多猪旺。到了除夕，东阳人爱用猪头、猪爪敬神祭祖，甚至把“猪圈”也尊为“栏神”，上贴 “六畜兴旺”。正月里，有人手提纸糊的银元宝，上门求乞，开口便说：“元宝调调头，养猪大如牛。”既讨彩又吉祥。时至今日，“养猪不沾钱，回头看看田”之俗语，偶尔还能在父辈的口中听到。

    据说，我国猪种有100多个。即便是两头乌，亦可按头型分为“寿字头”“老鼠头”两类。猪种不同，肉质各异。哪些猪肉最好吃？编撰了《调鼎集》的童岳荐认为：徽州猪肉天下第一，“平日所喂米饭，名曰圈猪，易烂而味又美”；第二名是泰兴猪，“喂养豆饼，易烂而有味”；第三名江南猪，“所喂豆饼并饭，煮之虽易烂，却无甚好味”。

    童先生是徽州人，有此家乡情结不足为奇。不过，他说江南猪“无甚好味”，我却不敢苟同。因为两头乌当属“江南猪”无疑。遗憾的是，两头乌肉率不高。当体型大、长膘快的猪种一引进，金华百姓便纷纷弃养。时至今日，要不是政府出台扶持政策，两头乌恐怕早已绝种。

    有比较才有鉴别。当味觉被添加剂、瘦肉精统治之后，人们才惊喜地察觉，原先家养的两头乌是那样的鲜美。于是，一股认养之风在金华城乡悄然兴起。

    认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，已被纳入城乡融合的“幸福计划”。认养者只要抽空去趟山里，找到养猪的农家，提出要求，开列清单，预付定金，就OK了。认养时间通常在春荒前后，养上8至10个月，过年前杀掉，然后请亲朋好友吃一顿杀猪饭，俗称“猪福”。剩下的鲜肉和下水，送的送，腌的腌，分别以鲜条、腊肉、香肠、火腿等不同形式，慢慢在一年间向人们展示两头乌之唯美，特别是除夕之夜的“团圆饭”，就这样早早地谋划开去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