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楼震旦

    小学时读中国历史，读到明代戚继光抗倭寇。老师说，倭寇就是日本海盗。看戚家军抗倭连环画，倭寇头顶锥髻，身着宽袖长袍，手捏长刀，杀气腾腾的形象，深深烙印在脑海之中。

    后来读蔡东藩编撰的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第六十五、六十六回，说到明代抗倭名将“胡宗宪用谋赚海盗”和“汪寇目中计遭诛”的故事。胡宗宪利用反间计俘杀泊盗倭寇徐海、陈东、麻叶等3人，又用招安诱捕徽州同乡海盗汪直并斩杀，顿时心生疑窦——这些海盗头目皆是华人，那么倭寇到底是日人还是华人呢？

    翻查1988年版商务印书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“倭寇”条：“十四至十六世纪屡次骚扰抢劫朝鲜和我国沿海的日本海盗。”解释太简单，另查阅199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：“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。十四世纪初，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，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、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去走私抢掠，进行海盗活动。”中国史书对倭寇的解释大致如此。

    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，那末为什么胡宗宪、戚继光等斩杀的大部分华人海盗头目在历史上被称为“倭寇”呢？带着这个疑问又深查日本平凡社1994年版的《日本史大事典》，则对“倭寇”一词存在不同的说法：“在朝鲜半岛，中国沿海与内陆、南洋方面海域行动的、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。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，倭寇的含义和组成是多样的。”这个解释是比较客观的，说明“倭寇”是由日本浪人和多国海盗（包括中国人在内）组合而成的利益共同体。

    众所周知，明代嘉靖年间（1522-1566）是倭寇在中国沿海抢掠骚扰最猖獗的时期。我邑画溪抗倭英雄王鈇，嘉靖二十九年进士，两年后放任常熟知县，三十四年为抗击倭寇侵袭沿海而壮烈牺牲，年仅40岁。大园楼如山，嘉靖二十六年进士，任嘉定县令期间，肃清奸细，修筑城池，组织民力，抵御倭寇，颇有功绩。为进一步搞清明代倭寇的合成，通过探索这一时期官方或者亲历者留下的记载，得到如下的印记：

    “盖江南海警，倭居十三，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。”（《嘉靖实录》）

    “大抵贼中皆我华人，倭奴有十之一二。”（时兵部侍郎郑晓的上疏）

    “大抵艘凡二百人，所谓倭而锥髻者，特十数人焉而已。”（被掠入倭的一昆山人回忆）

    根据上面的记述，倭寇中至少有七成以上的中国人，那么这些中国人究竟是什么角色呢？

    据明《虔台倭纂》云：“寇与商同是人，市通则寇转为商，市禁则商转为寇。”

    明《海寇议》载：“店家明知是海贼，但贪图其厚利，任其堆货，是为打点护送……近地人民或送鲜货，或馈酒米，或献子女，络绎不绝。”

    当时曾有大臣上书朝廷，列举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：“晨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，其雄狡著名者，徽州王五峰、徐碧溪、徐明山，宁波毛海峰、徐元亮，漳州沈南山、李华山，泉州洪朝坚。”龙头老大排名第一的“徽州王五峰”，便是歙县人汪直。

    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嘉靖时倭寇的组成本质，亦商亦盗、商盗结合是倭寇赖以生存的重要途径。我们可从汪直经商蜕变为海盗的史料，了解当时某些国人是如何与日本浪人结合为盗的。

    汪直少年时起就外出经商，不过与普通徽商不同，他更热衷于走海路，常年将硝磺、丝棉销往日本、暹罗等国以获暴利，深得外商的信任，被尊称为“五峰船主”。汪直的行为系偷税海运，违反明王朝“片板不许下海”的海禁国策，招致了朝廷的重点征剿。于是汪直组织力量，受雇日本落魄武士打头阵，就此拉开血腥的持久战争的序幕。嘉靖二十一年，汪直将大本营转移到日本平户，自称“徽王”，手下有五千多人的精良武装，麾下舰船如林，有能容纳两千人的超级巨舰。鼎盛时期，日本“三十六岛之夷，皆其指使”，“海上之寇，非受（汪）直节制者，不得存”，开创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，无怪《明史》的修撰者，将汪直归入了《日本传》。日本商界一直视汪直为“东方商人”的典范，尊称他为“大明国的儒生”。平户人尤其感激汪直，正是他短短的几年经营，使一个原本贫瘠的小渔村，一跃而成为当时东亚海上贸易中心，世界最高级别的国际性大商港。

    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。戚继光平倭400余年后，日本再次挑起吞并中国的战争，中国国内也再次出现与日本勾结一起为虎作伥的“倭寇”。1931年，日本在东北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建立伪“满洲国”。在夺取冀察两省主权后，日本又策动“华北五省自治”，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肆意横行，大小汉奸公开叫嚣“华北五省独立”。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0年1月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，汪精卫集团便以伪中央的名义，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鹰犬。

    以史为鉴，可以知今古。与中国国内汉奸勾结侵犯中国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贯伎俩。虽然发动的每次侵略战争都以惨败告终，但军国主义的阴魂一直在日本国土迷走。由此观之，明代倭寇骚扰掠夺我国海域的教训，今天依然是照亮历史的一面镜子。